“当看见县政府大楼烧起来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可现场围观的不少群众却在大声喊‘加油’。 ”虽然距瓮安“6·28”事件之夜已过去了十几天，当贵州省人大代表、瓮安县柴姨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柴冬梅说起在事件现场的感受时，依然一脸沉痛之色。
    
    “这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71岁的老干部、前瓮安县长徐银芳这样说。“群众心里有股怨气，憋久了就要出事啊！”另一位老干部王儒德对本刊记者说。
    
    连日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接触到的瓮安县干部群众都在反思：为什么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会引发万人聚集和打、砸、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这一罕见的群体性事件呢？
    
    “群众不向政府讲真话了”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瓮安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当地政府反应迟钝，处置失机。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群众不和政府讲真话了”。
    
    由于对李树芬的死因存在疑问，从6月22日凌晨李树芬被其叔李秀忠等人打捞上岸后，李家就将遗体一直停放在事发地点。受访的多位干部群众指出，有两个时段是避免“6·28”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关键时段，都一一错过。
    
    第一个时间段，6月22日到6月28日事件爆发前。在长达7天时间里，尽管县公安局和县有关部门对李树芬家属做了一些工作，但终究没有达到让家属安葬死者、防止事态扩大的目的。
    
    “这一周，应该是政府预防6·28事件发生的有利时段。”徐银芳对本刊记者说。从李家停尸河边的那天算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去看，传言满天飞。由于政府或公安部门都没有就群众的议论和疑问给出明确的说法，也没有通过其他传播手段给予澄清，导致失真的传言一传十、十传百。
    
    “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了，义愤了，几次出现要闹事的迹象，但都没有引起警觉。这样，就丧失了引导舆论、防止事态扩大和稳定人心的主动权。”徐银芳说。
    
    第二个时段，6月28日16时到20时，大批群众聚集上访的4个小时中，无论是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的负责人，均没有人出现在现场群众面前。
    
    受访的多位现场目击者，不约而同地都说出同样一句话：“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当时的局面就不会失控，大规模的冲突也不会发生。”
    
    这天是星期六，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本刊记者了解到，28日22时20分，黔南州委负责人到达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去，只能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正从贵阳赶来的贵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
    
    而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当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通知县直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干部职工800人赶往现场维持秩序，调集消防车辆前往灭火，指派副县长郑毅前去现场指挥，后又通知各干部职工挤进现场，最后自己转移到县武装部大院内坐镇指挥。

值得深思的是，“6·28”事件当天有包括学生在内的数百人要游行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事先都没有掌握任何信息。当地公安局曾找了一位“线人”，要他随时报告李家的动向，但对方没有报告。王勤在事后总结教训时说，由于“线人”失去了作用，思想准备不足，没有应急预案，以至于事件发生时束手无策。
    
    但这种说法不被当地干部群众认同。
    
    县政协委员、县人民医院护师王德清说：“如果说‘线人’不起作用，为什么其他群众也不向县委报告？如果群众都不跟你政府讲真话了，人民政府就危险了。”
    
    “信息不灵，反应迟钝的背后，是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徐银芳坦言。
    
    瓮安不安人心难安
    
    “瓮安不安”，这是本刊记者采访多位瓮安老百姓时，他们普遍说到的一句话。
    
    瓮安乱，全省有名。据了解，自2007年以来，瓮安县已发生多起中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没有一起破案。2007年12月，草桥中学女生付朝鲜就在距家不足200米的地方被奸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群众对此强烈不满。
    
    永河镇村民张延洪说，他9岁的侄子张小云2006年5月被人贩子拐走后，至今没有下落。他到公安局反映案情，与公安发生争执，还被公安打了一顿。
    
    一出租车司机驾驶员说，同行徐其安因琐事被当地黑社会组织“玉山帮”成员殴打，县公安局一直不作处理。全县出租车司机声称全体罢运，到县政府堵路，公安局才让对方赔了3000元医药费。
    
    2007年9月12日至26日，在瓮安县城的金龙花园、花竹园小区、北门水井小区和广场酒楼接连发生4起爆炸案，至今没有一起告破。而这4个地方或是县政府干部居住较为集中的小区，或是公务员出入较为频繁的场所。
    
    一盲人按摩店店主吕小丽夫妇对本刊记者说：“城里这么多娃娃被杀，一个坏人都没有抓到，让老百姓啷个相信他们嘛？”一位中年妇女哭着对记者说：“老百姓为李树芬讨说法，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娃娃呀！”
    
    在瓮安县治安混乱的背后，是黑恶势力的猖獗。据群众反映，瓮安县有“玉山帮”、“青龙帮”、“斧头帮”、“菜刀帮”等大大小小十多个黑帮组织。黑帮为患的背后，是因为公安办案不力，甚至有公安队伍中的败类为其撑腰。
    
    由于治安不好，破案率低，当地群众与公安势同水火。本刊记者连日来在瓮安县城采访时，明显感觉到这种对立情绪。7月3日晚21时，记者在纺织品公司宿舍里看到，由二三十个群众自愿组成的服务队，正在为前来维护秩序的武警官兵煮水饺宵夜。“他们来了像青天一样，平时社会治安太不好了，抢人的多，晚上七八点钟就有人被抢，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他们来这几天我们感到最安全。”纺织品公司下岗职工聂勋贵对记者说。
    
    正在吃水饺的一武警官兵对记者说：“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晚上给我们做宵夜，把我们当一家人了。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他们甚至指责我们，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
    
    抓了经济丢了民意
    
    瓮安县内矿产资源丰富，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却和群众利益不同步。多位受访干部指出，经济发展上去了，民意支持下去了，是瓮安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近日，瓮安群众仍不断到政府上访。本刊记者现场采访了其中几位积案上访群众。
    
    已经搬到县里居住的木引槽乡移民赵兴江对记者说：“2005年12月就搬迁到县城，当时县政府给每人的补助标准是1.88万元，全家3口人，至今没有全部得到补助款。花了近4万元买地皮，2万多元买了田。挣了一年的钱，2007年才有钱打房子地基，刚打好地基，政府却不准修房。你说气人不气人？现在一家人租房住，年租金1300元。负担不了啊。”
    
    玉山镇大坪村大坪坡村民组罗国学对记者说：“我们惟一的水源大坪坡水井被挖矿的挖断了，只有吃沟边的水，吃了两年多。我们已经查明地下采掘情况，不仅房子地下多处被掏空，房子开裂，而且14口矿井都在向13户居住地掘进，有的甚至已经穿越了13户居住地区。我们打报告要求搬迁安置，从村委一直到县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答复。找了矿上，也同样不答理。”

瓮安县柴姨妈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柴冬梅说，当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政府不作为，富人就会花钱找社会上的“凶人、恶人”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从而为黑恶势力提供了成长的条件和空间。
    
    权力异化基础不牢
    
    木引槽乡大坝村村民陆龙松带着相关材料7月9日再次来到县政府，要求政府严惩当地村干部。陆龙松对本刊记者说：“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勾结地方恶势力，贪污受贿，无恶不作，群众无不愤恨！”原大坝村村主任胡永华对记者说：“这个人处理事情不公平，而且村里账目只他一人掌握，我不清楚，一般老百姓更不清楚。”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反映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无力、公权异化，导致群众怨恨的上访为数不少。跟着进城上访的村民们，本刊记者到玉山镇大坪村作了一次探访。
    
    玉山镇大坪村村民罗国雄说：“村委会不敢站出来为我们理直气壮地撑腰、说话，靠不住。”大坪村村民因土地占用费等问题，多次与矿山发生纠纷，2005年、2006年分别与当地矿山发生冲突。矿山叫来20多个社会上的人殴打村民。村民堵矿以示抗议，村、乡、县政府均协调未果，最后竟是矿山叫来社会上的中间人作为调停人，才算了结。
    
    村民罗国华说：“县里派来调解的都是公安部门的人，威胁我们不要再闹事。说再闹就把我们抓起来。我们是在闹事吗？对矿山找黑社会的人来打我们为什么不闻不问？我们是在为自己讨一点公道啊！”
    
    大坪村支书记张显书说，在这个村范围内，有20多个矿井，但老百姓在矿上工作的最多时也仅仅十来个人。在协调矿井与群众矛盾时，难度特别大，群众要求高，企业又不愿多拿钱，协调不下来的，只好交给上一级政府。
    
    记者在村里看到，受矿山开采影响，村民的房屋，木房倾斜，砖瓦房不同程度开裂。虽然矿山没有生产，已停产三个多月，但惟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却被装矿的车压得坑洼不平，17公里长的路坐车就要走近一小时。
    
    “不要说村民靠着农业致不了富，就算村里有点什么好东西，这样的道路，拉出去也是成本翻倍，农民增收难啊。”村支书张显书无奈地对记者说。
    
    反思“6·28”事件，本刊记者在瓮安听到比较集中的呼声是：对历史积案需要一个一个地排查清理，一个一个地解决；干部要扑下身子，沉到基层，到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和所愿，重归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本来位置。瞭望新闻周刊